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探究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探究1引言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加快，企业环境污染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各类环境问题集中出现。环境污染呈加剧之势，生态破坏范围不断蔓延，北京也被贴上了雾霾之都的标签。如今，环境问题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环境政策体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环境规制手段影响企业环境行为，最终减少污染，以求社会、经济、环境、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企业环境行为受到的约束来自于多方面，包括政府规制、公众约束、非政府机构监督、消费者绿色需求等[1]。目前，我国政府主要通过控制型的行政干预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对污染企业进行环境规制。然而我国政府的直接行政控制存在管制执行率低下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企业污染恶化[2]。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不足使得我国的环保法规形同虚设，对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3]。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如公众参与、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正在逐渐显露。其中，环境非政府组织，简称环境NGO，已经成为了一支政府之外不容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被称作环境监护人公众利益代表，试图对企业进行倡导、影响和监督[4]。事实证明，政府环境规制和环境NGO的监管共同影响着企业环境行为，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构成了一个三方博弈问题。政府如何制定合理的管理法规，环境NGO如何配合监管，企业如何积极顺从环境规制，改善企业环境行为，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三方博弈关系进行均衡分析。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使得政府干预环境资源的使用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对环境规制的研究始于庇古提出的用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科斯主张的以市场交易方式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继而，国外学者开始对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目前我国对于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政府为主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行政干预或通过市场机制影响企业的决策。张学刚、钟茂初[5]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政府因企业污染带来的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等有助于环境质量改善。张倩、曲世友[6]对政府实施排污税环境规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监管强度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排污水平。申亮[7]运用演化博弈论针对政府激励机制对绿色供应链下制造商生产策略演化行为的积极作用进行研究，认为政府构建的制度环境及激励机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促进企业向绿色市场转化，必须根据企业的反应不断加以调整并构建最优机制。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并且存在监管失灵的问题，这使得学者们进一步思考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因素及关键因素是什么。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行为不只受到政府规制的影响。Helen[8]总结了环境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力和阻力主要源自于组织内部、规制、客户、竞争者和社会。Lee[9]认为企业采取绿色实践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是买家影响、政府参与和绿色供应链成熟度。Hall[10]通过案例研究和访谈发现来自环保组织的压力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有规制作用。Dungumaro[11]等通过博弈分析讨论了公众参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作用。基于这些研究，一些学者将两方博弈扩展到三方博弈进行研究。徐咏梅[12]通过建立环保部门、企业和公众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公众的环保参与既可以缩小企业的排污不达标空间，又可以扩大政府部门的监督力度空间。徐爱[13] 等构建了家电绿色供应链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博弈模型，发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补偿并对不执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加大惩罚力度，有利于家电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然而利用三方博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具有一定复杂性，现有研究多建立公众参与条件下的博弈模型，并没有将公众的经济收益考虑到其行为决策中，这使得现有的三方博弈分析有一定局限性。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中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方面，并未对环境NGO的监管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环境NGO作为继政府、企业之后的又一参与到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来的主体，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工作论文通过五个案例研究，证明了环境NGO在绿化中国供应链过程中所起的现实作用[14]。本文将通过构建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三方博弈均衡条件及结果，并提出推动环境规制合理发展的有效建议。2三方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假设本文认为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受到来自政府和环境NGO的监管压力影响，形成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各博弈方均为理性经济人，政府、环境NGO和企业均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企业可能选择顺从环境规制，也可能选择不顺从;政府有对企业进行管理的职责，两种策略选择为：对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进行检查，或者不检查;同时环境NGO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也有两种策略选择：对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进行监督，或者不监督。企业如果顺从环境规制，一方面为达到环保要求产生成本的增加Cb，另一方面因产品更加环保，而提高价格、满足市场绿色需求使得收益增加Rb;当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时，会对顺从规制的企业给予奖励补贴Sgb，对不顺从的企业处以罚金Pgb，同时政府产生检查成本Cg;政府如不对企业进行检查，则需要对产生的污染进行处置，付出处置费Fg;环境NGO 如果对企业进行监督，曝光其不良行为，会产生监督成本Co，同时受到来自政府的资助Sgo和来自公众的资助Sso;企业由于不顺从环境规制，会因环境NGO曝光其不良行为而蒙受损失Lb。各参数均为大于0的常数。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关系。该博弈模型解释了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现状中政府、环境NGO和企业的相互关系。目前社会多数企业环保意识不强，政府主要通过补贴与奖励手段鼓励企业顺从环境规制，对不顺从的企业通过惩罚来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各种手段促使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现状得到改善;而环境NGO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资助和社会资助，对于污染企业，通过曝光不良环境行为来对其施加压力，辅助政府进行监督。3结论与政策建议3.1结论本文建立了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环境NGO和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在该模型中，最理想的策略组合为(企业顺从，政府不检查，环境NGO不监督)，即x越大越优，y、z越小越优。通过纯策略纳什均衡分析以及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影响企业顺从环境规制的主要因素为政府罚金和政府补贴，并且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更好。政府设置越高的罚金可更加有效地提高企业顺从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管理制度会降低企业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只有在政府罚金大于政府检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才会执行检查，企业才会顺从环境规制，所以政府罚金的设置需以检查成本为依据。(2)影响政府检查概率的主要因素为企业成本、企业收益和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于政府而言，企业成本的降低和实施的增加直接导致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积极性提高，则政府可降低检查力度;同时环境NGO监督力度提高促使政府检查力度的降低，证明环境NGO对政府有辅助监管作用。 (3)影响环境NGO监督概率的主要因素为企业成本、企业收益和政府的检查力度。同理，对环境NGO而言，企业成本的降低和收益的增加使环境NGO的监督力度降低;政府检查力度的提高促使环境NGO监督力度的降低，也证明了政府和环境NGO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互为帮助的关系。3.2政策建议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立足于政府、环境NGO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实施有效的环境规制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方面，对消费者和公众加强绿色消费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提高消费者和公众对绿色环保产品的偏好，从而从市场源头提高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使企业的收益增加;另一方面，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以提高政府的监管效率，罚金的设置需以检查成本为根据，高于检查成本，才可真正做到对企业的检查行之有效;对环境NGO的管理方面，政府应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使其更好发挥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作用以及对政府的辅助作用，形成监管联盟，构建有效的联合治理模式。环境NGO加强其在非正式环境管理中的作用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由于资金是环境NGO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应从社会各界吸收资金及其他方面支持，重视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辅助政府做好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和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管理;另一方面，建立面向企业的服务平台，对企业提供政策、技术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企业积极主动顺从环境规制也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通过各种生产技术的更新与升级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来降低治污成本，同时增加收益，这也是推动企业内部绿化，改善环境行为需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绿色营销，环保广告等营销行为来刺激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消费意识，扩大环保产品的消费市场，提高消费者对环保产品溢价的接受度，将消费者的力量吸收到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