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相对作用评价-以水污染治理为例.pdf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理论经济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相对作用评价———以水污染治理为例郭庆（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摘要］明确各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相对作用，是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重要前提条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在控制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开放程度和技术进步水平等非规制政策因素影响条件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定量研究了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相对作用。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环境规制中监督的作用明显大于激励的作用，命令与控制政策的作用大于经济激励政策和公众参与政策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监督和制定更为严格的命令与控制政策是目前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重要手段，消除制约经济激励政策和公众参与政策发挥作用的阻碍因素是构建环境规制长效机制的关键。［关键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激励；监督［ＤＯＩ编码］１０．１３９６２／ｊ．ｃｎｋｉ．３７－１４８６／ｆ．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４［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４１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２６－０５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制政策、经济激励政策和公众参与政策等不同类型［１］环境污染损失增速已超过ＧＤＰ增速。与此同时，的政策工具。为了取得良好的规制效果，各国往往环境问题也日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十一五”还采用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期间，污染减排指标首次作为约束性指标写入了国等配合环境规制政策的运用。因此，如何准确评价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尤其是界定各种政策工具在中作为约束性指标的节能减排指标进一步增多。同环境规制中的相对作用，是理论研究与规制实践中时，我国环境保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的一个难题。相关研究通常采用构建指标体系或计工具种类不断增多。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是否有效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在构建指标体系时，一般是改善了环境，哪种政策工具在规制中效果显著，不但选取多个环境指标或通过加权平均构建综合指标体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也是今后完善环境规制政系，然后通过比较各个指标的变化，或者使用ＤＥＡ策、实现环境规制目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运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等评价环境规制效果。例如，［２］用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各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在Ａｌｌｅｎ等（１９９５）构建了包括问题、压力、状态和反规制中的相对作用，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规制应四类指标的环境指数矩阵来度量环境政策的绩［３］提供了对策建议。效。然而，Ｍａｚｕｒ（２０１０）指出，无论是用中间产出一、环境规制效果评价方法综述指标（被规制者行为指标）还是最终产出指标（环境环境规制过程是多种政策综合运用的过程。在状况指标）来度量政策效果，指标的变化都是多种世界各国的环境规制实践中，先后运用过命令与控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即使在环境规制政策［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项目“完善节能减排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ＢＳ２００９ＳＦ００８）、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规制监督系统设计”（项目编号：Ｑ２００７Ｈ０２）和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节能减排经济激励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０９ＲＫＢ０１０９１）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郭庆（１９７３－），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府规制理论与政策。·２６· 经济与管理评论理论经济研究不变的条件下，贸易结构、生产技术等因素的变化也出的结论，其准确性值得商榷。李永友和沈坤荣［１３］会使企业排污行为发生改变，并进而影响到环境状（２００８）通过将多个政策纳入同一框架，利用省际况的变化。因此，在使用中间产出指标或最终产出面板数据进行的多元计量分析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指标衡量环境规制绩效时，如何解释指标的变化，并题，但是该研究中没有考虑监督因素的影响。郭庆［１４］将其与环境规制政策对应起来，成为政策效果评价（２０１２）认为，有效的监督是保证环境规制目标实中的难点。运用计量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的文现的必要条件，各类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充分发挥激献包括两类，一类是对环境规制政策整体效果进行励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存在完善的环境评价，一类是对具体政策工具的运用效果进行评价。规制监督体系。因此，本文在李永友和沈坤荣［４］［５］张红凤等（２００９）、李斌和郭庆（２０１０）通过拟合（２００８）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监督政策变量，并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规制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张应调整控制变量，以期得出更准确的结论。［６］成等（２０１１）则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考察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相对作用的计量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整体上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环境（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规制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在厘清环境规制的经济社我国在污染减排实践中提出了结构减排、技术会影响，进而确定最优规制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减排、工程减排和政策减排等几种不同的减排途径，但是无法据此判断各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相对作涉及的具体规制政策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命令用。与控制政策，如结构减排中的行业准入、环境政策中在对具体政策工具应用效果的评价中，部分研的污染治理投资、三同时制度等；另一类是经济激励究使用微观的企业数据分析了特定政策工具对企业政策，如排污收费、技术减排中的补贴政策等；第三［７］行为的激励作用。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等（１９９７）利用企业类是公众参与政策，如信访、信息公开、媒体监督等。数据对水污染减排成本的估计，Ｗａｎｇ和Ｗｈｅｅｌｅｒ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研究指出，除政策因［８］［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利用企业数据对排污收费制度执素之外，影响污染排放水平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由经行效果的研究等，都证明了排污收费等单一规制政济增长所导致的规模效应；由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策工具在激励企业减排方面具有良好作用。然而，的结构效应；由对外经济活动引发的贸易效应。李［１３］在微观上具有良好作用的政策工具不一定能在宏观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模型中通过控制地区因素、［１０］层面发挥良好作用。Ｂａｕｍｏｌ和Ｏａｔｅｓ（１９８８）证外商投资水平、上级政府影响和相邻地区排污影响，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尽管补贴能使企业削减排考察了排污费、污染减排补助、环境标准和可交易许放，但由于补贴会鼓励企业进入或阻碍企业退出，从可证等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综合考虑政策的应用而会使行业的排放量超过没有财政激励时的应有水范围、政策工具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工平，补贴在限制企业排放上越成功，刺激的行业排放业污染治理投资、排污费和信访制度三种政策工具量就越多。因此，对规制政策效果的评价还需要用分别作为代表命令与控制政策、经济激励政策和公宏观数据加以检验。众参与政策的变量，选择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目前，用宏观数据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开放程度和技术进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在［１１］相互矛盾。Ｓｈｉｂｌｉ和Ｍａｒｋａｎｄｙａ（１９９５）等研究认模型中引入监督力度变量，以考察激励政策与监督为，中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政政策的相对作用。相对于其他污染物的治理，我国策执行在地区间差异较大，征收率过低，因此缺乏激对水污染的治理起步较早，能够获得较充分的数据，［１２］而且在水污染治理中大部分政策工具都得到了运励作用。而Ｗａｎｇ和Ｗｈｅｅｌｅｒ（１９９６）利用省际数据针对上述结果进行的研究却表明，排污收费政策用，因此本文以水污染为例研究各类政策工具的效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实际上，由于环境绩效的变果，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下：化是多种政策作用下的共同结果，在没有有效控制Ｙ＝α０＋α１Ｘ１＋α２Ｘ２＋α３Ｘ３＋α３Ｘ４＋α５Ｘ５＋其他政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针对单一政策工具得α６Ｘ６＋α７Ｘ７＋α８Ｘ８＋α９Ｘ９＋ε·２７·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理论经济研究其中，Ｙ是废水排放达标率，该指标是工业废水的程度；Ｘ８是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该变量反映了达标排放量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比，达标率越高减环境监督力度，并间接反映了命令与控制政策的执排效果越好；Ｘ１是ＧＤＰ，该变量反映了经济规模，相行力度。关研究显示，经济规模越大污染排放量越大，如果污（二）数据处理与回归结果分析染主要是由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企业造成的，则达标本研究使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相率相应较低；Ｘ２是工业生产总值与ＧＤＰ之比，该变关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６－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量反映了经济结构情况，工业所占比重越高，工业废《中国环境年鉴》。其中，ＧＤＰ、工业生产总值、进出水排放量越大，如果污染主要是由达不到排放标准口额、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排污费征收额均换的企业造成的，则达标率相应较低；Ｘ３是进出口占算成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值，专利数以专ＧＤＰ比重，该变量反映了经济的开放程度，进出口利件数与当年实际ＧＤＰ之比表示，水污染信访人次对环境的影响并不确定，部分相关研究认为贸易导使用每万人中的信访人次，环保人员数为每万人中致了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聚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由于西藏自治区的相关统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不存在上述现象，因此，其对计数据不全，而且其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达标率的影响并不确定，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本研究不含西藏自治区。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对证；Ｘ４是专利数，该变量反映了技术进步情况，运用重庆和四川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处理。各变量及其描先进的清洁技术有助于提高排放达标率；Ｘ５是工业述性统计值见表１。污染治理投资，该变量同时反映了命令与控制政策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和项目减排的效果，较高的投资额反映出政府对环模型，因此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境治理的关注，意味着较严格的管制，同时部分污染归，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治理投资是以项目的形式进行，若减排项目多，则同由回归结果可知：期治理投资也相应较多；Ｘ６是排污费征收额，该变１．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对排放达标率的影响不量是经济激励政策的反映，较高的征收额意味着较显著强的激励；Ｘ７是信访人次，该变量反映了公众参与分别代表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量———实际表１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Ｙ－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４９３７７．６０２７．４４１２．７４５０４．７３Ｘ１－实际ＧＤＰ（亿元）４９３３９４７．１５３１８８．１６１５６．８１１６９７８．９９Ｘ２－实际工业生产总值／实际ＧＤＰ（％）４９３１０４．６０１４３３．４０３．６２３０９１３．５６Ｘ３－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４９３３４．８５７１．５９３．１６１２８０．５５Ｘ４－单位ＧＤＰ专利件数（件／亿元）４９３１．１１１．２４０．０７１１．２１Ｘ５－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４９３９．８９１１．１７０．０７８４．４２Ｘ６－实际排污费征收额（亿元）４９３２．２６１．９４０．０４１４．１３Ｘ７－水污染信访人次（人次／万人）４９３０．４６０．５２０．００３．３１Ｘ８－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人／万人）４９３０．６９０．３３０．００２．１３表２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相对作用估计结果变量系数标准差Ｚ统计量值Ｘ１－实际ＧＤＰ（亿元）０．０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６９１．５８Ｘ２－实际工业生产总值／实际ＧＤ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５Ｘ３－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０．００５７５０．０１８６９０．３１Ｘ４－单位ＧＤＰ专利件数（件／亿元）２．４２４３２１．１７３３３２．０７Ｘ５－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０．４８２７６０．１６９９６２．８４Ｘ６－实际排污费征收额（亿元）－２．３９９９２１．０１００８－２．３８Ｘ７－水污染信访人次（人次／万人）６．３０１０９２．７２７０９２．３１Ｘ８－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人／万人）１８．３９２０６４．５７６８４．０２常数项５５．４７７１７３．７９２４７１４．６３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水平下显著。·２８· 经济与管理评论理论经济研究ＧＤＰ和实际工业生产总值与ＧＤＰ之比的回归系数重要影响因素，每万人中水污染信访增加１人次将不显著，这说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经济使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提高约６．３％；第三，有效的规模的扩张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不会必然导致工业监督是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关键，每万人中环境监废水排放达标率的下降。换言之，只要实施有效的测、监察人员增加１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将大幅环境规制政策、优化产业内部结构、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约１８．３９％。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高低，都可以实５．我国目前污染减排主要依靠命令与控制政现较高的环境治理效率。因此，所谓的由于经济发策，经济激励政策作用有限展需要而放松环境规制的观念是没有依据的。值得在政策变量中，与命令与控制政策相关的工业注意的是，本研究选择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被污染治理投资和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的参数估计解释变量，在环境标准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都为正且显著，尤其是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的系数下，即使达标率维持较高水平，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高达１８．３９％，这充分说明政府的监督处罚和对污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达标排染治理的行政干预是目前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最重放量还是有可能提高。由于环境容量存在一定的阈要政策工具。而代表经济激励政策的排污费征收额值，污染超过特定的环境容量阈值将导致不可逆的系数为负，与理论研究的预期结果相反，这不但印证环境破坏，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环境污染总量了相关实证研究指出的———由于排污收费标准过低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实行总量控制。且在征收过程中存在较大随意性，排污收费政策不２．对外经济活动对排放达标率影响不显著但无法有效遏制污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尽管部分相关研究认为国际贸易等对外经济活的排污行为，而且也说明经济激励政策在我国污染动导致了我国环境污染的加剧，认为发达国家消费减排中作用非常有限。我国生产的环境、资源密集型产品，导致了污染由发三、结论与对策建议达国家向我国的转移。但是从排放达标率的角度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相对作看，对外经济活动并没有对达标率产生显著影响。用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与大多数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因此，在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的研究和单一政策工具研究不同的结论。环境标准、实施更有激励作用的环境政策，可以同时（一）进一步加强监督和制定更为严格的命令实现扩大对外经济规模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与控制政策是目前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重要手段３．技术进步有助于污染减排本文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环境规制中监督的作单位ＧＤＰ专利件数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且显著，用明显大于激励的作用，命令与控制政策的作用大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单位ＧＤＰ专利于经济激励政策和公众参与政策的作用。因此，虽件数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正相关，即单位ＧＤＰ专然多数研究文献强调应通过运用经济激励政策来提利件数每增加１单位，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约提高高环境规制效率，并减少命令与控制政策的应用范２．４２％。因此，技术减排在我国节能减排中具有重围，但是本文认为近期改善环境规制效果应主要通要的作用。过进一步加强监督和制定更为严格的命令与控制政４．环境规制政策是减少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策来实现。具体包括：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监督的精在四个政策变量中，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水确性和彻底性，增加环境监测、监察的资金和人员投污染信访人次和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数的参数估计入，完善对相关部门的监督考核机制，健全环境统计值为正且显著，这说明：首先，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有制度，提高环境标准等。利于工业废水的治理，随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二）消除制约经济激励政策和公众参与政策的增加，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将明显提高，每增加１发挥作用的阻碍因素是构建环境规制长效机制的关亿元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使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键提高约０．４８％；其次，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改善的经济激励和公众参与政策之所以在我国环境规·２９·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理论经济研究制中没有发挥理论上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相研究［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０６）．关制度设计存在缺陷，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目前［６］张成，陆，郭路，于同申．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对行政诉讼主体和对象的限制使公众无法对不合理术进步［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０２）．［７］Ｓｕｓｍｉｔａ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ＨｕａＷａｎｇ，ＤａｖｉｄＷｈｅｅｌｅｒ．Ｓｕｒｖｉ的环境规制政策、规制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环境诉讼ｖ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ｓ主体和赔偿方面的规定不合理导致公众无法对部分Ｐｏｖｅｒ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Ｊ］．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２，环境损害提起诉讼或无法得到充分赔偿；环境听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７．制度不完善、对环保组织（ＮＧＯｓ）发展的限制、信息［８］ＨｕａＷａｎｇ，ＤａｖｉｄＷｈｅｅｌｅｒ．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公开制度不健全等都制约了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途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ＬｅｖｙＳｙｓｔｅｍ［Ｊ］．ＷＰＳ，径。因此，完善行政诉讼、环境诉讼、环境听证、环境Ｎｏ．２３３６，２０００．信访和信息公开制度，消除各种阻碍经济激励与公［９］ＨｕａＷａｎｇ，ＤａｖｉｄＷｈｅｅｌ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众参与政策发挥作用的因素，才能建立环境规制长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ＬｅｖｙＳｙｓｔｅｍ［Ｊ］．效机制，真正有效利用各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５，（三）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不存在必然冲突４９：１７４－１９６．［１０］ＢａｕｍｏｌＷ．Ｊ．，ＯａｔｅｓＷ．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各种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得出的结论存在相互矛盾。本文实证研究显示，在［１１］ＳｈｉｂｌｉＡ．，Ａ．Ｍａｒｋａｎｄｙ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既定的环境规制水平下，经济变量对环境变量没有ｔｒｏ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ｓｉａ：Ｈｏｗ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ｒｅ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显著影响。换言之，经济发展与严格的环境规制之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５，３（２）．间不一定存在必然冲突，而且技术进步还有利于实［１２］ＨｕａＷａｎｇ，ＤａｖｉｄＷｈｅｅｌｅｒ．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ｂａｔｅ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因此，从经济与社ｍｅｎｔ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会政策的配合角度而言，政府没有必要担心严格的［Ｊ］．ＷＰＳ，Ｎｏ．１６３０，１９９６．环境规制会与经济发展或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存在冲［１３］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突，应通过整合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尤其是通过促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Ｊ］．管理世界，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２００８，（０７）．［１４］郭庆．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环境规制监督系统设参考文献：计［Ｊ］．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２，（０６）．［１］刘洁，李文．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Ｊ］．中国人口·资源（责任编辑：宋敏）与环境，２０１３，（０４）．［２］ＡｌｌｅｎＨａｍｍｏｎｄ，ＡｌｂｅｒｔＡｄｒｉａａｎｓｅ，ＥｒｉｃＲｏｄｅｎｂｕｒｇ，ＤｉｒｋＢｒｙａｎ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Ｗｏｒ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ｅ，１９９５．［３］Ｍａｚｕｒ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Ｗａｙ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Ｊ］．ＯＥＣ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８，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ｄｏｉ：１０．１７８７／５ｋｍｄ９ｊ７５ｃｆ４４－ｅｎ，２０１０．［４］张红凤，周峰，杨慧，郭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０３）．［５］李斌，郭庆．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３０·'